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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王圣教序碑》与王字传统的构建、流行(上
 

  《集王羲之圣教序碑》的存在,使我们可以直接观察以往被人们忽略的地方。正是从这个视角出发,可以探讨的内容既有碑石的构造形式,又有碑石流传过程,也有文本产生的背景,以及怀仁集字模式所带来的影响,最后是关于《集王圣教序碑》所代表的王字系统的确立。

  自从唐太宗成功地将王羲之书法地位推向顶峰以来,以王羲之为首的“二王”系统书法统领书坛一千多年间,并无人捍动其书圣地位。在传衍至今的王羲之书法系统中,唐代怀仁集王羲之书 《大唐三藏圣教序碑》(以下简称 《集王圣教序碑》,图 1),是仅次于《兰亭序》的一件书法名品。它是由初唐时期长安弘福寺僧人怀仁从王羲之的若干墨迹中辑集出来的碑刻。他巧妙地将唐太宗李世民、唐高宗李治、高僧玄奘和王羲之这些当时及后世人们耳熟能详的重要历史人物勾连起来,制作出真正具有所谓“纪念性”的作品。《集王圣教序碑》在形式上既迎合了唐太宗崇尚王羲之书法的意愿,又满足当时社会流行佛教的时尚需求,是一举数得的举措。唐朝尚去王羲之时代不远,根据记载传为王羲之的书法墨迹虽然也有2000多纸之多,但毕竟观摹这些珍贵的书迹显然与普通民众无缘。《集王圣教序碑》问世以后,这种情况大为改观。原来碑刻的形式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传播碑文内容,现在却有所不同,它第一次因为书法的原因而刻石,那就是所谓的“帖”了。《集王圣教序》的长度共有1904个字,许多字是《兰亭序》和其他王羲之著名作品所没有的,它为后世人们学习、了解王羲之的书法风格提供了大宗的重要材料。

  《集王圣教序碑》现收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第二陈列室(图2)。碑长方形,通高399厘米,由碑额、碑身、碑座三部分组成。两侧有六条蟠龙,蜿蜒交织,龙首前肢环抱圭形额。圭形额面涂黑,似有一黑框,框中央有四行墨书篆字,大都不可辨认。碑上端刻有七佛,浅浮雕,半身佛像,七佛中只有第二和第六稍具眉目,其余面部不清。现在碑身断为两截,碑身文字,共有30行,用竖细线刻划界栏,完整的行大体保持在83-88字之间,其中以 85、86字居多。也就是说虽是集书行书,但集书者对字数与碑面所容字数精心规划,既不影响内容,又使碑面相对整洁、行气贯通。背面碑额部分与前一致,中央圭形额中亦平整无字,只是有类朱砂红色涂过。碑座长方形。

  高僧玄奘经历千辛万苦西行求法,回程时就已受到唐太宗的高度关注。玄奘到达沙州(今甘肃敦煌)时就上表太宗报告行程。贞观十九年(645)春正月,沿事先规划好的路线从朱雀大街到弘福寺门数十里,百姓官员夹道相迎,送玄奘至弘福寺。

  弘福寺位于长安贞安坊之西北隅(图 3)。贞安坊神龙元年(705)改为修德坊。坊内最有名的建筑就是弘福寺,其原本是左领军大将军、彭国公王君廓宅邸,后获罪充公。《弘福寺智首碑》的出土大体上表明弘福寺大约在今丰禾路与劳动北路交界东北隅。宿白将唐代长安佛寺划分为四个等级,其中第四等十六分之一坊左右。弘福寺、千福寺均由私宅扩建而成,面积不可能太大,属第四个等级。

  不过,玄奘对于驻锡弘福寺并不满意。玄奘在长安并未久留,即赶赴洛阳拜谒唐太宗。太宗在洛阳宫仪鸾殿接见玄奘。《三藏法师传》用了相当篇幅详尽地记载了这次活动,尤其是两人之间的询问、对答。太宗对玄奘的礼遇并不代表他全力支持佛教运动,而是采取实用主义的作法。汤用彤早年指出,所修功德,多别有用心。只不过顾忌到佛教是一个影响很大的宗教势力集团,疏离这股势力恐有不必要的麻烦。当玄奘希望能在嵩山少林寺翻译佛经时,被太宗当场拒绝,对玄奘看重的译经事业太宗并不以为然。因此得到朝廷甚至皇帝的支持,在玄奘看来是非常重要的,上书皇帝要求颁赐序文也是一种取得支持的重要策略。刚开始请求太宗赐序的请求,并未被理会。接着,借《西域记》修成之际,再次上表请赐。太宗对佛经请序再次拒绝,仅云“新撰《西域记》者,当自披览”。在王华宫见到玄奘时,又提旧事,劝其还俗。在大臣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的斡旋下,玄奘重提赐序时,这次受到太宗的应允。不久,序文制成时特地举办盛大集会,太宗亲临庆福殿,百官侍卫,由弘文馆大学士上官仪,当众宣读太宗赐序。这篇朗朗上口的四六骈文很可能就出自上官仪之手。

  收到太宗赐序,玄奘上表致谢,太宗作答。太子李治作《述圣记》,玄奘又致谢书,李治回答书,如此往复,使盛况达到空前,佛界沸腾。彦悰描述万众欢腾的情景:

  自二圣序文出后,王公、百辟、法、俗、黎庶手舞足蹈,欢咏德音,内外揄扬,未及浃辰而周六合,慈云再荫,慧日重明,归依之徒波回雾委。所谓上之化下,犹风靡草,其斯之谓乎!如来所以法付国王,良为此也。

  在得到二序文后,弘福寺寺主圆定,请求将序文镌刻于金石,藏于寺宇,太宗同意这个要求。 “后寺僧怀仁等乃鸠集晋右军将军王羲之书,勒于碑石焉”。

  虽然唐太宗对于佛教态度令人难以琢磨,但弘福寺寺主圆定为首的长安僧侣们的政治动机却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抓住这一难得的机遇。镌刻碑文应该是大家的共识,鸠集王羲之书迹成文却是一天才的想法,或许这一灵感的闪现就出自圆定,他将集字工作交给书法家怀仁。

  《集王圣教序碑》是用行书书体制作的碑石。行书最早的用途并非正式场合,唐以前碑石用字行书也是罕见的。最早的行书碑有记录者始于隋朝,据记载有李渊、虞世南等人的行书碑。王羲之父子使行书书体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他们在世之时就成为人们竞相模仿的对象。目下传世的所谓王羲之书帖以此类为主。行书在书家目中有崇高的地位。

  二王书迹历代宝之,梁朝大同中,梁武帝敕周兴嗣撰千字文,大约采用集模的方法:“武帝周兴嗣撰《千字文》,使殷铁石模次羲之之迹,以赐八王。”梁武帝的主要目标是使其孩子方便学习《千字文》,让殷铁石从王羲之书迹中模出一千个完全不相同的字迹。王羲之七世孙智永和尚经常临习《千字文》,有八百本之巨,分施浙东各寺,所采用的底本,大约就是梁武帝从王羲之书迹中模出的集字本。日本天平胜宝八年(756)六月二十一日圣武天皇“七七祭日”时所奉天皇生前珍玩的帐单《东大寺献物帐》载:拓王羲之书二十一种,其中第五十一卷有“真草《千字文》二百三行。浅黄纸,绀绫褾,绮带、紫檀轴。”(图4)在传世碑帖中有一种是所谓的隋代智永 《集王羲之字告墓文》,文行楷书,有王字风格,其中真伪尚不得知,如是当是最早标明的集王字者。

  《晋书》修成时,唐太宗特地亲自为王羲之作传,以彰对王羲之的敬重。贞观二十年唐太宗用行书亲自撰写 《晋祠铭》,旨在宣扬李氏自太原兴兵,兴邦立国的丰功伟绩。另,P.4508号敦煌卷子为《温泉铭》(图 5),据研究,文中有“朕 ”,并不讳“民”等字,字体与《晋祠铭》相酹,故以为是唐太宗亲笔所书。敦煌残拓,应是唐人剪裱,末有“永徽四年八月三十一日圉谷府果毅儿(下阙)”墨书一行。用行书书碑的这些信息对当时社会有很大的引领作用。素与宫廷交好的弘福寺对这些信息了如指掌,所以才有用集王羲之书 《圣教序》的举动。采用流行并便宜的楷书镌碑是一个正常的思维,鸠集行草书制造出一篇完整的碑文,却是一颇有难度的新选择。

  经过太宗的精心搜集,初唐时所谓王羲之法帖已经达到二千多卷,其中行草占居大半,因此集字只能以行书为主,兼用部分楷书、草书。虽然宫廷收藏丰富,但要从卷帙浩繁的手卷中找出每一个可能采用的字迹,并组成一篇宏文巨制,是件相当有难度的事。怀仁集书所用王帖后人有一些比对,清人翁方纲以褚模本《兰亭序》为底本指出有三十七字与 《集王圣教序碑》相同,与定武本《兰亭序》有七字、两本通者十四字。今人喻蘅所持标准较为宽松,所列有八十八字与前者相关或相同。曹宝麟的搜集范围除传世《兰亭序》外,广及《何如》《奉槁》《得示》等十余王字帖,增十多字。王家葵等通过对一本传为唐赵模《千字文》比较,指出《集王圣教序碑》中见于《千字文》的字约有四百零二字之多,并称尚有一些字迹是利用 《千字文》拼凑起来的。

  煞费苦心地仔细搜寻,并不能保证每个字都是来自王羲之的笔迹。王羲之的书法在本人在世的年代即有人临摹,有时候连他自己也难以分辨。

  将全部字拣选出来,怀仁等接下来要面对的困难,就是如何将形体、大小各异的字体,摆布到同一篇章中去。因此,集字上石时不得不按照一定比例缩放,在视觉上有大小适度的协调。整个集字活动肯定费时耗力旷日持久,但 《三藏法师传》中并没有所费时间的记录。关于怀仁,《宣和书谱》云:

  释怀仁,不载于传记,而书家或能言之。积年学王羲之书,其合处几得意味;若语渊源,固未足以升羲之之堂也。然点画富于法度,非初学所能到者。

  作为一名弘福寺僧人,怀仁在佛学上并无任何贡献,只是书法家或能知道一些情况。怀仁最善长者当然是集字,除了《集王圣教序》外,他还集晋司马孙绰的 《兰亭诗后序》(图 6),录文收在桑世昌《兰亭考》,书帖收入董其昌所编《戏鸿堂法帖》全文。

  不过《集王兰亭诗后序》后款识云:“乾封二年十月廿七日弘福寺沙门怀仁集写晋王右军书。”这件款识如果不误的话依然提供一些重要信息。一是乾封二年(667)十月二十七日所集《兰亭诗后序》,时间上要早于《集王圣教序碑》咸亨三年十二月八日(673)五年时间。此时,高宗已为皇帝。第二,标明是 “弘福寺沙门怀仁集写晋王右军书”。“集写”的方式也透露出 《集王圣教序碑》的集字模式,应当也是由怀仁集写。怀仁所集《圣教序》的原本或许在北宋时仍保留在宫廷内府之中。《宣和书谱》载怀仁书迹,其中有行书《圣教序》。

  董其昌在《戏鸿堂法帖》中亦收有怀仁 《集王圣教序碑》,并且标题作 “怀仁圣教序真迹”,或表明是用怀仁书写的真迹刻帖。宋人有记载:《兰亭修契前叙》世传隋僧智永临写,《后叙》唐僧怀仁素麻笺所书,凡成一轴。现存所谓唐模《兰亭序》中并无怀仁所模写的《兰亭诗后叙》,进而使我们了解到传世《兰亭序》摹本的复杂性,并非流行说法那样简单。

  唐太宗《大唐三藏圣教序》及太子李治的《述圣记》问世以后,获得迅速传播。按照规定,《圣教序》《述圣记》二文都要抄写于玄奘译经文之前。敦煌P.2323文书抄录于玄奘译《能断金刚经》前,由杜行凯抄写于贞观二十二年十月,也就是说《圣经序》《述圣记》颁布之后两个多月,就被迅速地抄录于佛经之前,传播速度令人震惊。

  褚遂良具名书写的 《圣教序碑》曾分立于弘福寺、慈恩寺两处。太宗驾崩,高宗即位,褚遂良被弹劾,左迁同州刺史。褚遂良回京后,将太宗、高宗的两篇文章刻碑上石,只是被署其不同时期的职官。另传有褚遂良书《同州圣教序》。

  弘福寺怀仁集 《圣教序》,现存碑文称集字碑立于高宗咸亨三年十二月八日,相较《雁塔圣教序》又晚十七年。那么此碑是否为怀仁等所集弘福寺原碑呢?据唐韦述所著《两京新记》载兴福寺(弘福寺):

  寺内有碑,面文,贺兰敏之写《金刚经》;阴文,寺僧怀仁集王羲之书写太宗《圣教序》及高宗《述圣记》,为时所重。

  韦述《两京新记》约成书于开元年间。距离弘福寺怀仁等集字立碑不过几十年,所述可信。值得注意的是怀仁集王字《圣教序》《述圣记》仅在碑石的背面,正面则是由贺兰敏之书写的《金刚经》。弘福寺所邀 《金刚经》书写者贺兰敏之亦为一时之权贵,也是弘文馆学士。弘文馆学士当以书法见长,贺兰敏之应弘福寺之邀书写《金刚经》,或为一位重要书家。贺兰敏之替弘福寺书写《金刚经》,显然应在此时间点以前。表明怀仁《集王圣教序》,在咸亨二年以前即完成。现存碑中内容并非与《两京新记》所载为同一版本。

  不过,很有可能韦述是将两块碑混记一块,贺兰敏之所书《金刚经》元代时仍在,“《金刚经碑》,唐武敏之正书。碑以麟德二年(665)立。在文庙。”武敏之即贺兰敏之。

  在与弘福寺相邻的千福寺,似乎也有一通 《集王圣教序》的碑石。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载:

  千福寺,在安定坊,会昌中毁寺后却置,不改旧额。寺额上官昭容书。毁寺后有僧收得,再置却悬之。中三门外东行南,太宗皇帝撰《圣教序》,弘福寺沙门怀仁集王右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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